一部手机，能拍出好电影吗？能拍出多好的电影？
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青年新锐影像计划（SIFFING），今年全新推出“手机电影创作营”，试图打破影像设备的束缚，以更灵活、多元的方式，助力青年创作者探索影像创作的更多可能。昨天，创作营迎来了“结业典礼”，卓亦谦、屈楚萧、高伟喆三位导师和10位学员使用手机拍摄的短片在MOViEMOViE影城（前滩太古里店）与影迷正式见面，共同呈现了手机影像的鲜活表达。
三位导师向影迷介绍手机短片的创作过程
导师示范，轻盈鲜活
“作为喜欢拍摄的人，从念电影学院开始，到成为专业人士，都会千方百计用最轻量的器材，拍出最多东西。从前的八厘米摄影机，到轻型DV机，再到今天的手机，每一代人都是如此，这个兴趣仿佛本来就存在于每一个拍片仔的血液之中。”香港青年导演卓亦谦拍出过《年少日记》这样的“大片”，但这次手机拍摄他选择“轻装上阵”。“这部《你，看见什么？》，剧本写了一天，大约五百字。由于演员档期限制，实际拍摄也仅用了一天。”卓亦谦称自己是“游击”式的实验拍摄，没有收音师，仅依靠手机在城市中不停行走和拍摄，“找回了学生时代一个人在街上观察、思考的青春感觉，还有镜头的‘呼吸感’。”
摄影师高伟喆拍过《狗阵》《革命者》《东极岛》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《金刚川》等大片，是管虎导演的御用摄影，但他同时具备丰富的手机摄影经验，掌镜完成的Apple新春大片《碰见你》当时就被认为“显著提升了手机短片的‘电影感’。”这次，他交给上影节的作品是《困在盒子里的妈妈》。昨天，五分钟短片放映结束，影院里不少人在悄悄抹泪。“我也是一个母亲的儿子，是一个成为母亲的妻子的丈夫。”导演说这是自己送给家人的一份精致的小礼物，“主创团队很‘小’，全是在校生，包括编剧、摄影、美术、作曲及声音等。”也就是说，哪怕极短的周期和低成本团队，但只要结合个人情感与社会观察，并且娴熟地运用视觉语言，就产出具有高艺术价值和情感深度的作品。
学生作品，各有所长
当天，10部训练营学员的作品也完成了放映，接受了影迷的检阅。它们有的以“鬼故事”为外壳，实质探讨记忆与存在的哲学命题；有的通过一名八岁男孩的视角，呈现其对妹妹死亡的沉默创伤及自我疗愈过程；有的讲述AI伴侣选择与濒死主人共同走向终结的故事，追问技术伦理与情感本质；有的利用手机的轻便性，在无法封路的真实移动车厢与幽闭隧道中，完成了五分钟的一镜到底长镜头……作品主题和气质各有不同，质量也确有高低之分，但所有年轻创作者，都以最敏锐的视角捕捉生活，用最真挚的情感传递表达，释放了无限的创意可能——一部手机，也能拍出好电影。
手机拍摄的短片同样引人入胜
《躲猫猫》的导演韩雨岐分享经验说：“手机拍摄轻松实现了床底、窗帘后、积木城堡等狭小或非常规机位，大机器无法抵达的物理场景，得以成为叙事支点。”《囍》的导演蔡泓锋总结说，手机的便携性瓦解了传统摄制组权力结构，导演、摄影、灯光界限模糊，“这使创作重心从技术控制转向即时共情与信任构建。”他将自己不断与演员聊天的过程定义为导演素养的提高，“导演的协调力与人文敏感度，优先于技术霸权。”《无痛失忆》的导演徐响也说，设备轻量降低了非专业演员的紧张感，“近距离拍摄反而促进自然状态，提升了真实感。”《空椅子》将复杂情感浓缩在一段雇佣关系结束前的半小时内，导演吴欣宇回忆在西岸滨江拍摄的过程：“母女在江边行走的场景中，虽然两人物理距离很近，但利用手机的四倍长焦功能，镜头分别单独拍摄两人，我们想营造出‘看似不在一起但语言亲密’的微妙张力，表现即将分离的复杂情绪。”
记者手记：捕捉Al无法替代的东西
昨天，13部展映短片，经受住了大银幕的检阅。而且，我们欣喜地看到，车厢、床底、隧道等局促场景，催生出了新的微空间叙事，物理压缩倒逼叙事凝练与构图张力；看到青年创作者的镜头运动（跟拍、升降、变焦）严格匹配人物心理状态与戏剧情境张力，并未出现形式上的喧宾夺主。手机不是传统摄像机的替代，更不是降级，而是触发新的语法——手持纪实感、即时反馈、物理轻便性共同催生了结构松动、表演去雕饰、影像留白的当代短片范式。
更令人欣喜的是，年轻的创作者们站在移动影像创作的前沿，以他们的作品展示了“人“的力量，无论是创作者的个人记忆、素人的本真状态，还是对社会心理的微观洞察，都指向一种更具人文温度和实验精神的电影新语法。拍完《空椅子》，哪怕真切地意识到AI技术正在迅猛迭代，吴欣宇和他的伙伴们在西岸合影留念时，大喊的是他们工作群的名字“永远拍电影”，着实令人动容。高伟喆在接受采访时动情地说：“在AI可以生成任何画面的时代，手机摄影反而成了一种‘真实’的锚点。它随身、即时、未经算法过度修饰，保留着影像最珍贵的在场性与原生性。我想用手机去捕捉那些AI永远无法替代的东西——人与世界之间最直接、最诚实的相遇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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